徐渭的“才”与“德”









徐渭的“才”与“德”


 

       在中国漫长的绘画史上,对于同样一位画家,褒贬互见毁誉无定者代不乏人,然若就分歧之巨大,对立之尖锐,观点之方枘圆凿不可调和论,当以徐渭为第一。
      作为一位才情发越,性格复杂,遭际坎坷的传奇式人物,徐渭的一生表现出极大的矛盾。一方面徐渭是命运的弃儿:庶出、入赘、屡败科场、箕豆相煎,乃至于蹈死狱、负奇穷,最后贫困潦倒,恶疾缠身,极其凄凉地结束了自己多舛的一生;另一方面,徐渭又是艺术的宠儿,或换言之,徐渭个人的不幸,却成就了艺术发展和艺术创造之大幸。作为一座烟云流布、奇逸雄伟的艺术巨峰和博学多能、广涉诸域的一代通才,徐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。这其中不论是“如嗔如笑”,迭宕多姿,“句句鬼语”的诗文,还是奔放苍劲、纵横恣肆,“诚八法之散圣,字林之侠客”的书法;不论是文词奇越,寓意深邃,令汤显祖拍案叫绝,推为“词坛飞将”的戏曲,还是林林总总,无所不包的各种书评、画论、赞跋、铭记、尺牍、灯谜、碑传、祭文、榜联、酒牌……皆成就骄人,可摘冠而戴,傲视古今。艺术女神对其如此眷顾,纵观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化史,惟有宋季苏轼一人,差可与之比肩。在徐渭诸多创作成就和艺术建树中,最具建设性,最有开拓进取精神,最富于创格意义者,无疑当首推其花鸟画创作中的水墨大写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正是徐渭所开创的水墨大写意的惊人画风,才一举扭转了长期以来在文人画发展过程中山水画一科独大,而花鸟画和人物画只能居于陪衬地位的被动局面,并最终取代山水,成为清季中期以还雄踞画坛中心位置的主流品种。
       然而由于徐渭异乎寻常的天才和成就,更由于徐渭极为特殊的遭际与个性,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历来针锋相对,水火不容,这其中最为典型者为袁宏道和李日华。前者在《徐文长传》中对其推崇备至,谓徐“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,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,匠心独出,有王者气,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”既对徐之品格才情称赏有加,又对徐之多舛遭际叹喟不平;而后者在《味水轩日记》中却对徐全盘抹杀,认为:“读徐文长集,袁中郎宏道表彰之,以为当代一人,然其人肮脏,有奇气而不雅驯,若诗则俚而诡激,绝似中郎,是以有臭味之合耳。”此后画界中人,大凡野逸派多附丽前者,大凡正统派多认同后者。如郑板桥、齐白石公然表示愿为徐渭“门下走狗”,为其“磨墨理纸”,而清人松年等则认为“徐天池恃才傲物,而心地偏狭,修怨害人,以至身遭弄狱之苦”,实属咎由自取。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单线状思维方式,对于正反互见的复杂事物皆仅取一端的简单化做法,自然难为法音,尤其是后者,以道德评判取代艺术分析更是不可取的。
        因为实际上,作为一种主观的概念,道德并不具有一种亘古不移的客观标准,而往往是见仁见智的。另外,对于徐渭的所谓“劣迹”,有些也是很值得商榷的。例如,有人认为徐渭“阿谀严党的胡宗宪,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品节操守”,便很难经得起推敲。因为事实上,身为浙江总督的胡宗宪虽有结交权奸,颇事搜刮的劣迹,然亦有抗倭坚决、战绩卓著的功劳,与历史上多数封建官吏一样,是一个正反互见的复杂人物。严嵩失势后,继任宰相徐阶弄权,借严案排除异已,将胡定为严氏党羽瘐死狱中,本是历史上一桩颇有争议的疑案(严世蕃被诛缘由为“通倭罪”,而胡宗宪却是抗倭最坚决的将领之一,仅此一点便足以构成对该案的质疑,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作展开),据史料记载,徐渭入胡宗宪幕府为书记,即协办抗倭事宜,并曾亲自参加剿寇战役,侦察敌情,多有建树。袁宏道《徐文长传》谓:“文长自负才略,好奇计,谈兵多中,凡公所以饵汪、徐诸虏者,皆密相议然后行。”另外,在其它史书中也既未见其参与和严氏勾结的记载,亦未见其“阿谀”胡氏的言行,相反却有“性通脱,多与群少年饮市肆,幕中有急需,召渭不得,夜深,开戟门以待之”(姜绍书《无声诗史》)的描述,可见徐渭虽未必如其所自诩“一涉义所否,干耻诟,介秽廉,虽断头不可夺。”(《自为墓志铭》),但也绝非是有意“阿谀严党”,因此断言其没有“品节操守”,无论如何都是有失严谨的。
        当然,以上所述并非意味着笔者认为徐渭的品格毫无瑕疵,徐渭“性纵诞”,喜豪饮,“恶富贵人”,孤僻执拗,不拘礼法,在遭到打击时,甚至偏而狭,“猜而妒”,患得患失,易走极端,确有明显的缺陷,更非是将其视作为德艺双馨的艺术家,而只是认为对于一位性格复杂,遭际坎坷,有着诸多异秉和杰出建树的天才人物,既不应讳言其过,亦不应一味苛责,正确的态度应是悯其不幸,恕其缺失,而将目光主要集中到他的创作成就和艺术得失上来。弗·梅林在《马克思传》中曾经谈到,马克思“始终保持着对诗人的深切同情,宽容地对待他们的小缺点。他认为,诗人都是一些古怪的人物,必须容许他们自行其是,而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”。马克思的这一对待艺术家的正确态度,表现出一位伟大思想者的宽阔胸怀,对于我们分析、看待徐渭这位被称为“鬼才”的艺术圣徒,颇有启迪。凭心而论,我们可以轻松地返观前辈的得失,但却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自由的超越。因此,徐渭的不幸,一方面固然有其性格方面的原因,而更重要的却是天才人物难以见容于世俗世界这一社会学法则使然。在美术史论的研究中,对于诸如徐渭这样既有着某种性格或行为上的缺陷,又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创造和贡献的天才人物惟有作如是观,方可有望不致狭隘和偏颇,稍稍接近于事物的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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